他曾以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身份，肆无忌惮地攻击年迈的彭德怀，最终被法院宣判有期徒刑十八年，这段历史引人深思。1963年夏季，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收到了一篇署名为“戚本禹”的长文，题目虽平常，却敢于挑战历史人物李秀成的评价。编辑们把文章上报不久后，便得知中央领导批示“观点可备一读”。这句话仿佛成为一张秘密的通行证，让作者进入了中南海。那时，秘书机构对能够写作、敢于言说、善于运用史料为现实服务的人表现出一种“不成文的偏好”，戚本禹正好抓住了这一趋势。他在上海求学时，常常在弄堂口坐在藤椅上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朋友们嘲笑他是书呆子，但他却自信地回应：“早晚会派上用场。”入党后，他调往北京担任资料员，白天负责文件分类，夜晚则在灯下撰写文章。《评李秀成自述》让他从普通抄写员迅速跃升至中央办公厅的会议桌旁，令人倍感惊叹。

1966年5月，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围绕“破旧立新”的主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会议之外，秘书处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。文件从各部门源源不断地涌入，先由秘书组初步分类后，再提交给领导。当时有个规矩，所有提交给毛主席的文稿都必须经过戚本禹的审核。一些部级干部在走廊里低声抱怨：“材料又被卡住了。”戚抬头审视他们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急什么，先让材料‘脱胎换骨’。”他的话语虽然不激烈，却透露出他对自己所掌握权力的敏感与快感。

同年夏季，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公布，戚本禹名列第四，位居江青、陈伯达和张春桥之后。这一排名令人意外，因为外界对他的了解几乎为零。作为宣传口出身的他，迅速将目光投向了两个焦点人物：刘少奇与彭德怀。庐山会议后，彭的处境就十分尴尬，而刘少奇作为国家日常事务的负责人，容易成为被视为“对立面”的目标。戚本禹深知这一心理的利用，他甚至找来几名报社编辑，指示他们翻阅《清宫秘史》，探讨慈禧如何对付政敌，并要求文章生动有趣。随后，他自己起草的八条“罪状”也被塞进了批判提纲中。

在8月的一天，西山脚下的砖瓦屋内挤满了造反派，大字报贴满墙壁。有人冲进屋内，质问彭德怀：“你到底认错没有？”年迈的彭抬头，面带疲惫，仅回答：“我对党没有二心。”随即，拳脚接踵而至。尽管戚本禹没有亲自动手，但却站在人群后冷眼旁观。事后他在会议上轻描淡写地表示：“群众自发行动，我们只是顺应形势。”这句话被记录在案，后成为他定罪的旁证。对刘少奇的打压则更为隐秘和尖锐。戚将影印的旧档案、剪贴的报纸、再创作的“内部材料”混合成一份“黑材料汇编”，逐步上报。他还指派几位年轻记者撰写“短评”，转眼之间，刘少奇便被称为“身边的反革命”。

1968年1月，中共中央发出通知，要求数位造反派骨干及部分激进干部停职接受审查，戚本禹名列其中。那晚，他在小屋内反复修改自己的检讨材料，纸屑遍地。据说他曾问警卫：“还有没有回旋余地？”但警卫只沉默地关上了门。检讨递交后，他被隔离审查。进入1980年代，国家开始对“文革”遗留问题进行逐一甄别。1984年，戚本禹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，罪名包括诬陷和非法拘禁等。宣判书冷静列出了数字和日期，没有任何情感化的词语，却压缩了他起伏不定的人生轨迹，成为数页薄薄的文件。曾经畅通无阻的办公室，如今成了他再也无法踏入的禁区。

回顾整件事情，有几个重要的点值得关注：首先，学术论文在特定历史时期与政治需求紧密相连，既可以成为晋升的阶梯，也可能成为陷阱；其次，秘书处本是中立的上传下达机构，如果个人意志渗入其中，影响力将会呈几何级数放大；最后，运动期间所形成的个人神话，在制度逐渐恢复之时，往往迅速瓦解。戚本禹的经历恰恰是这三者相互交织下的典型案例。对话、掌声、怒吼和审判，在二十多年间轮番上演。到他被宣判的那一刻，所有的喧嚣都归于沉寂，留下的仅仅是一叠发黄的纸卷与历史研究者冷静的考察。